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行为应当尽可能地合理谨慎，避免邻居因为他的疏忽行为而受到影响。

[24]那么，如何看待司法权呢？恩格斯认为，司法活动所涉及的是公民个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争执，是市民社会中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因此，司法权属于市民社会，是一种社会自治的权力，应当由人民直接来掌管，而不需要国家或者中央的集权。布莱克斯东1758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就自豪地说，由陪审团来审理案件是英国法律的光荣，除非他的12个邻居或与他地位平等的人一致同意，否则他的财产、自由，或人身不受侵犯。

他说：要全国九亿人民自己管理国家，自己掌握命运。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法院、检察院实际是行使地方事权的重要主体（只是按照宪法体制，它们适用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怎么能说它们行使的职权只能属于中央事权呢？ （三）容易将宪法文本中司法职权误读为中央事权的两个关节点 1982年宪法对法院、检察院的有关组织与职权，做了特殊规定，但这些规定有时候并没有得到完整、准确的理解。[21] 在美国，陪审团被视为法院制度的基石。贺小荣还提出，省以下地方法院人事权统一管理，只是依托省一级的制度平台统筹管理，并不是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司法职权的中央性，首先应当是指有关司法职权的事项，属于中央的专属立法权。

一个情况是，基层人大常委会以行使法律规定的职权为由头，大面积否决省级机构的提名人选。根据这部法律第21条的规定，省一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由最高检察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免，省一级检察院分院以及县一级、地市州一级检察院的组成人员，均由省一级检察院提请最高检察院批准任免。在古希腊理论家那里，公民社会只有在希腊才有，这只是一个与古希腊社会相关的概念，而到了启蒙思想家这里，civil society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之必然，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它是普适性的。

第三，市民社会只能直接改变自身，对政治系统的转变只能起间接作用，因而，它无法自我组织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9]王逸舟著，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四是这样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非法治不能建构，非法治不能运作，以区别于种种人治的社会。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与他的市民社会的思想前辈的思想都有很大差异。

[1]第一，作为公共生活的市民社会。不过，在此之前，英语中已有general opining 一词。

[62]也就是说，他将新的公民自律归结为法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第五，哈贝马斯市民社会不仅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存在，而且是超越国家疆域的概念，它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并发挥作用。） [32]例如：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一语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德文原文就是Die bürgerlicheGesellschaft（Die bürgerlicheGesellschaft als solche entwickelt sicherst mit der Bourgeoisie原文出处:(Karl Marx - Friedrich Engels - Werke,Band 3, S.36.Dietz Verlag, Berlin/DDR 1969)。[40]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市民社会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53]但是在中世纪，这一传统中断，不存在古典（或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因此可以说，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这个私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38]马克思：《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77页。

这个介于传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公共空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物质生产，它强调的不再是对利益的追求，而是强调其主体的自由与独立，强调组织的自治性。在黑格尔那里，自由平等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变化是政治社会变化的动力，它隐含了革命的内涵。

[40]同前注马克思恩格斯书，《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95页。它是文明的存在与生活方式所型塑的社会类型，被视为互助的领域而非自利的场所，被当作培育心灵习性的温床。

如果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理解仅限于此，我们就遗漏了其中的重要内容——源自古希腊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只是古希腊市民社会在更高层次上的复活。在西方概念逻辑的学术传统下，挖掘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17世纪末，法语中的aublicute一词被借用到英语，成了publicity。[24]形式平等的载体只能是将一切人平等对待的法律，黑格尔这里隐含了对市民社会的法治诉求。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帮凶，它是国家统治私人的工具，而哈贝马斯的市民则社会恰恰相反，它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桥梁。[60]公共领域法律化的开创者与代表无疑是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791年宪法将它作为序言，并在第十一段加上公共领域一条：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流是最可宝贵的人权之一。

特殊的人是目的，这是承袭了康德的传统，隐含的价值是自由，个人自由。西方市民社会研究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市民社会的概念解析，二是对市民社会与民主、市民社会与现代性、市民社会与全球化等关系性命题的解析与论证。

[4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2页。诚如所言，一个恰当的市民社会概念能够解决当代的社会分析及社会运动所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从那时起，民意、人民的普遍呼声以及公众精神成为反对党可以诉诸的实体。例如，《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8]《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等等。

[23]这个普遍性的形式所承载的价值显然是主体独立前提下的形式平等，正是自由、平等这两大原则型塑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制度。计划的最后部分已经透露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歧，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永恒的，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只是历史过客。哈贝马斯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再一分为二：作为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和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25]同前引黑格尔书，《法哲学原理》第203页。

这种理念将市民社会看作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审议、理性对话和行使积极公民身份的舞台。无论是邓正来、景跃进还是夏维中、萧功秦、朱英概莫能外。

甚至有些团体的目的就是付出利益，而不是追求利益。这种融合势必将破坏市民社会的结构，吞噬自由的公共领域。

1260年，多米尼克会教士Wilhelm Von Moerbeked在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拉丁文时，就用Civitas来对译古希腊文Polis（意为公民之家），[21]到14世纪，societas civilis被译为英文civil society并沿用至今。例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12]《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13]《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评析》等等。

[8]唐士其著，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四，市民社会追求的利益更加广泛，它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追求精神利益。[63]即承认公众的文化批判功能在新的历史阶段仍然存在。黑格尔实现了市民社会理念的革命，他将此前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市民社会一分为二——分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政治国家，并赋予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以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性来批判、限制政治国家，这就使市民社会具备了规范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的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黑格尔的社会结构思路，并且同样赋予了市民社会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意义，同样强调市民社会的实质是独立的个人。[38]到1886年年，恩格斯更将市民社会与经济等同，作为政治国家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一个附带的但并不是不重要的结果是：civil society由一个地方性知识转变为一个普适性的概念（起码论说者自以为如此）。[7]阂杰著：《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10年回顾》，《史林》2005年第1期。

第一，这个理论对中世纪作了新解读，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启蒙时代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中世纪的批判思路。  一、作为文明社会的civil society 中文的市民社会一词由西文civil society一词转译而来，其它转译还有公民社会、文明社会、民间社会等等，以市民社会为常用。